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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然荀子没有正宗儒家天的意义，他所说的所以然只落在形构之理(pi-ncipleofformation)的层次上。

[23]黄道周、阮福这样的《孝经》观，导夫曹元弼之先路。以养父母日严，谓既生而少长，以事父母，自然知尊严。

爱亲、敬亲即是孝，其他经典如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大小戴记，多有论孝之格言，然多直接言孝，而不言爱敬，但《孝经》则以爱、敬解孝，而爱、敬又可以由爱亲敬亲推至爱人敬人，故不直接言孝，转而言爱、敬，则爱、敬对象可以由父母而至于人伦关系中的一切人。[3]曹元弼，《吴刻孝经郑氏注序》，《复礼堂文集》，第646页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。曹元弼《复礼堂述学诗序》云：公既为《劝学篇》，又属元弼编《十四经学》。但是，郑玄同时强调，孔子兼包尧、舜、文、武之盛德而著之《春秋》，此纯为两汉今文家之言，以孔子之圣，作《春秋》之功，过于尧舜文武。康有为、早期廖平以《春秋》学为基础，凸显孔子改制，而从中发展出一系列回应西方文明的问题，如孔子为教主，《春秋》包三世诸说，以重新解释群经。

三，博采经传以证《孝经》，并推崇明儒黄道周《孝经集传》。尤其是《原道》、《守约》二篇，乃曹氏经学思想之大纲，而又总归于《孝经》之内。治大国而朝令夕改，社会就别想太平，百姓就将永无宁日。

老子心目中最好的统治者既不无端发号施令，也不有意立善施仁，既不要人民怀念感恩，也不要人民俯首听命。同时，无为在历代的接受过程中也发生了另一层面的变异：它从特定的管理方法变成了一般的生活原则，从圣人的治国之道变成了常人的处世之方。错把他为救治乱世开出的药方，当成了他为统治者设计的权术。如果去俭啬而尚奢侈，人民就会无以为生而铤而走险。

因此，他提出君主治国要以百姓心为心（49章）——以人民意志为其依归，以人民心愿为出发点。加之无为是一个否定性的表达式，对它的内涵难以作出清晰的界定，这更易于导致对它的误解和曲解—— 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为为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。

辩虽雕万物，不自说也。进入 戴建业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无为 老子 。它在运用的过程中被不断丰富，在丰富的过程中又发生变异，在变异的过程中被历史延续，在延续的过程中又保持着它的某些本质特征——不仅君主明白治国要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不言则无不教，无为便无不为老子为什么特别强调圣人或君主应当无为呢？顺而不为才能达自然之性，因而不施才能畅万物之情。

他在第60章中还形象地说治大国，若烹小鲜，烹小鱼而不断翻动，翻得越勤就碎得越狠。是以圣人无为，故无败。君主用它来治国，将军用它来带兵，文人们用它来搞文艺创作，经理们用它来办企业，甚至父辈用它来教子孙。不仅文人深知艺术作品须得巧夺天工，更应该天然入妙，写诗最好应像是脱口而出，绘画最好应像是随意挥洒，过分吃力容易留下人工的痕迹，矫揉造作更有损自然。

天不产而万物化，地不长而万物育，帝王无为而天下功。如果去宽厚而用严刑，社会就将越来越动荡混乱。

自然无为是《老子》一书的中心论旨，是老子思想的集中表现和概括。为之所以败之，执之所以失之。

这样，万物既不能得其正，百姓也不能安其生。能虽穷海内，不自为也。加之无为是一个否定性的表达式，对它的内涵难以作出清晰的界定，这更易于导致对它的误解和曲解—— 上必无为而用天下，下必有为为天下用，此不易之道也。老子的无为不仅没有半点消极退避的意味，而且它还富于积极用世的精神，它要求人们循理而举事，因资而立功（《淮南子·修务训》），因其物性而为，顺其自然而行。《老子》中无为的主体是圣人，这很容易让人错把他对统治者的期望，当成了他为统治者着想。无为在《老子》通行本中共出现十三次，几乎次次都直接或间接与圣人有关，如圣人处无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（2章），是以圣人之治，虚其心，实其腹，弱其志，强其骨，常使民无知无欲。

进入 戴建业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无为 老子 。怎样才能回归自然呢？老子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： 要回归自然就必须无为——为无为，事无事（63章）。

无为不仅是对这种妄作的否定，而且是以否定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某种肯定的行为原则，如弃智守柔崇俭尚啬戒矜去欲希言绝学不争不怒非战勿强勿矫等等，它包括一系列治国之道与处世之方。任万物枯荣而不滥施影响，让百姓作息而不横加干涉，等到万物勃兴，等到大功告成，老百姓谁也不认为这是什么人的恩赐，谁也不觉得这应归功于什么人的领导，大家反而都说我们本来就是如此。

我无欲，而民自朴（57章）。两千多年来，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，从皇帝到平民，从显贵到白丁，从武夫到文士，从学富五车的骚人墨客到目不识丁的小贩村夫，无一不受到它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

作为治国之道的无为常常遭到两方面的误解或责难：今人指责它是消极退避的思想，古人却又把它说成君人南面术的权谋。《老子》64章结尾说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，就一般意义而言，辅万物之自然就是在为。将老子的无为误解或曲解为君人南面术，更是历时久远且其来有自。自然是其价值目标，无为则是其方法原则，这二者息息相关密不可分，所以后世人们常把它们合称为自然无为。

就是老百姓也懂得性急吃不了烫粥，违背自然则有意栽花花不发，因任自然便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无为无事是最好的治国之道，淳朴自然是最佳的社会理想，而这一社会理想只有通过无为的治理方式才能实现。

治大国而朝令夕改，社会就别想太平，百姓就将永无宁日。于是，无为既走了样，有为也变了味，无为原本是要求君主简政、省事、绝圣、弃智、去刑、戒欲，不知常的妄作或有为，原本是对君主违反自然规律胡作非为的警告，后来这两个概念分别判给了君与臣：君无事而臣事事，君逸乐而臣任劳。

这句中的为字与作字可以互换，为与作二字是同义词。无执，故无失几句，就不难悟出老子的无为之为有其特定的内涵：它是指那些以个人私欲破坏天然，以矫揉造作代替真性，以主观意志干扰自然规律的行为，即所谓不知常的妄作（16章），也即《淮南子》所谓用己而背自然的妄为。

无为之无是有的反义词，通常的字面意义是没有，是指从来不曾有过或曾经有过但又业已消失，或是对一种事物或现象的否定判断，即我们现在所说的不。老子认为国家不可用严刑峻法来治理，社会也不能凭权术武力来控制：严刑峻法徒招民怨，权术武力反致国乱。这样一来无为就由圣人的无心而求变成了统治者的处心积虑。当然，为比作其涵盖面更广，其意义更抽象，它泛指人类所有有目的的行为、作为、行动或活动。

我们不难理解他提出的以无事取天下（57章）的政治主张，因为其政闷闷则其民淳淳，其政察察则其民缺缺（58章），故圣人云：我无为，而民自化。无为为君道，有为属臣道，君主无为而用天下，臣子有为而为天下用，这似乎已成了秦汉间各家各派的共识，连道家内部也是这么看这么说的，就更别提法家、儒家和刑名家了。

但是老子的无为不是不为，它并不否定人类一切行为、作为和活动。物不能遂其性而人不得安其生，还能实现自然和谐的社会理想吗？戒贪欲、弃智巧、禁严刑、去奢华等命题都是君主无为这一原则的引申。

老子心目中最好的统治者既不无端发号施令，也不有意立善施仁，既不要人民怀念感恩，也不要人民俯首听命。《老子》37、48章两次强调无为而无不为，无为只是方法与手段，无不为才是结果和目的。